美不胜收

东亚通向和解之路

     中国副总理吴仪遽然取消与日相小泉的会见，国际舆论为之哗然，不久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预言：生态危机就在5到15年之内，出语惊人。这两件事看似无内在关系，但预告了中国的内外危机已迫在眼前。石油危机没有促使政府把节省能源的发展之路与对日和平外交结合起来。这说明，现政权并没有意识到国内的生态危机与对日强硬外交都出于中国人的安全情结。原来，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对日强硬外交是以抗日获得合法性的中国现政权打开内外危机的逻辑归结。但是我们只要把视角从民族中心主义转向东亚文明的整体利益与其提倡王道的和平文明理想就会发现日本是东亚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海上屏障与东亚王道的干城。

　　吴仪为何遽然放弃与日相预约的会见？主要是因为吴在日期间，小泉竟公然对胡锦涛主席劝阻他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不满。而胡劝阻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是鉴于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对战争的伤痛记忆。这是以抗日起家的政权合法性的最后的人心资源了，而小泉的参拜理由也很简单：阵亡将士，包括战犯也都是到第二次战争为止视战争为合法的国际秩序的牺牲者，对战争牺牲者的悼念也就是对战争正当性的否定，在他看来，这与永远放弃战争的战后日本的宪法精神并不矛盾。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除了他的个人信仰之外，还为了获得遗族会的选票，遗族会的选票是小泉获得政权的一个资源，同样，胡锦涛在这点上不能让步，

　　也是为了不能丧失这个政权得以存续的合法性资源。虽然，联合国宪章否定了战争本身的正当性，但东亚的政权合法性仍然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战争上的。如今，日本的遗族会超越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希望小泉也能顾及另一方失去亲人，受到强暴的遗族的感受，虽然姗姗来迟，然而，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体谅，一种对战争的谴责。

　　日本在战后幸而进入了西方同盟，中国却进入了集权体制。这个体制主要是受到日本所伤害的中国民众的支持，中国人不能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一路沦落的原因，总以为是自己内部出了问题，于是把为了抗击敌人组织起来的暴力在敌人消失以后转向了自己。而西方阵营却以自由的名义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了封锁，日本从战败国变身为东亚文明中自由世界的桥头堡。中国人的安全情节由来已久，在受到来自自己文明内部的日本的伤害以后，不安全感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居于东亚文明的主要版图却已不再是世界中心的中国只有按照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的话语来重新组织自己的国家。日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典范的角色。日本在二十世纪前半不惜以武力扮演了东亚一体化的推进力量，日本的战败以及进入西方世界留给东亚的是一个国共分断的中国与南北分断的朝鲜半岛，东亚文明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实际上是对暴力政权的合法性论证，暴力本身是不合法的这一二战以后新出现的和平观确实也适用于战胜国，但中国的民众在自己的历史经验中无法理解这一观念。倒是日本的历史经验为东亚文明提供了一个新范本。中国民众看到的政治逻辑是成王败寇，日本从明朝的“倭寇”变成了抗战时的“日寇”，如今又从“日寇”变成了“小日本”，日本的历史经验无法涵括东亚文明全部，但也是东亚文明历史经验的一部分，日本要将其历史经验传达给这一文明载体的他者，就要更深入地参与到东亚文明不同地域的历史经验中来，同样，中国人要吸纳日本的历史经验，就不能永远抱着出自中国自己历史经验的成王败寇的观念。二战以后形成的东亚国家的政权，无论是胜方，还是败方，都是把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置于牺牲者的感情上的。然而，无论是胜方，还是败方，已经死去的，还是活着的，牺牲者都是为全球化进程在付学费，双方都想进入同一个课堂。日本进入现代的学费是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站住脚了才有接纳东亚留学生的余裕。

　　日裔美籍国际关系史学家入江 昭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论证了二十世纪为暴力正名的方式，他认为，日本在二战中是以文化为战争正名的。为文化而战也就是为文明=王道而战，这与儒家的战争观一脉相承，东亚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仍没有跳出儒家的正义论窠臼。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观念上与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双生子，自有其足以动人的正当性理由，从二战以后的和平观来看为暴力正名的言说，这些言说背后多半参合着权力的把戏，很难用单方的言说来评判正义是非。受害国家与人民因受害就无视敌对国家为暴力正名的动机也无助于达成和解。同样是战胜国，象法国，很快与德国和解，自身也没有走上集权主义的死路，而中国就大不一样，用西方的叛逆思想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继续进行与西方文明的战争——冷战。中国也是在用极端手段守卫古老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明末遗民，包括抵抗清军入关的志士后来大多接受了清朝的统治，遗民的抵抗先是为了明朝，后来转变为对暴力征服的文化抵抗了。清军之所以可以压制中国，是因为清军从新崛起的俄罗斯学到了接近于西方的军制，俞正燮论证了清军中有俄罗斯军官团。八旗军制可能受到过沙俄军官的指导。一个中国文明的周边部族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一些要素就足以成为一股新兴的军事力量，注重北方防御的明朝中国无法从政治平等的立场对处越洋而来的西方国家，把西方人限制在澳门，西方的立法知识、宗教观念与货币还是进入了中国，引发了中国知识者核心价值的转变，而日本人却是在形而下的解剖学与商业观念上接近西方文明的，从兰学到西学保持了连续性，中国与日本这两种对西方文明的不同接近方法本来是可以互补的。黄宗羲、朱舜水、张燧乞师日本是东亚大变局中的一个环节，预告了东亚在西方冲击下进入了一体化进程。

　　日本对明末遗民的乞师也没有默然处之，是九州柳川藩的儒者最先开始师事朱舜水的，这意味日本接受了明末遗民文化抵抗的观念，以中华道统的卫道士自居，从而形成了德川幕府的集权体制。这个体制在结构上与清朝集权政治相一致，但在最高权力的所在与行使上是对立的。明治维新是在十八世纪中旬以来东亚文明要求更法的思潮中登场，日本“皇权复古”并非日本史上单独的事件，而是东亚王权政治在功能对立中完成的近代演进。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通过官办的模范工厂——富冈制丝厂，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与工厂组织，把西方文化转化成了国力，这是在“皇权复古”的政治体制下完成的。伊藤博文看到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回国以后极力提倡天皇与国民上下一体的直接关系，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开始走上了宗教化的歧途，这又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宋恕则是从日本“皇权复古”的观点，通过对东方王权认同的意义转变把甲午战争的刺激转换成了中国走向近代的社会动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知识者发现，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与其人文精神互为表里的，他们不仅吸收了西方的军制、学制，还改变了国家体制，成了当时东亚文明中最接近西方的一个地方，就像满清由于接近俄罗斯从而成为当时东亚的军事先进地带一样，日本成了当时的新文化中心，这是日本在甲午战后可以吸引东亚留学生的地方。近代中国的二代知识者都是通过日本吸收西方知识的，他们不仅通过日文吸收西方知识，而且改变了对专制体制的政治认同，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很少有学者把明末遗民的日本乞师与二十世纪日本的大陆政策置于回应西方同一历史锁链来思考把握的。李汝珍的《镜花缘》显示了十八世纪读书人回应西方冲击的方式是从重新发现日本开始的，也就是从东亚文明想象空间的内部中心与周边的作用与价值转换开始的。运河文明是在西北游牧民的压力下形成的，但是运河在浙东与东海相连。我们不能因为日军对亚洲占领地的暴行记忆而对这条历史的大锁链视而不见。

　　按胡兰成对中国革命的解释，孙中山是立于一“兴”字唤起了中国人内在的尊严感与生命感，这是在专制皇权压抑下的中国革命的合法性资源，中国人的人权诉求是在回应日本“皇权复古”的现代化运动过程中才开始把矛头转向了满清入侵王朝。他要打倒的不只是清王朝，而是西方入侵者利用中国王权的社会功能建立起来的“中西共管体制”，当维持这个体制的专制王权的暴力合法性的功能被日本用武力摧毁以后，日本社会所体现的东亚王道的理念就成了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合法性资源。孙不排斥西方文明，也不反对儒家的经世理念，而是要打倒在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的专制王权与西方入侵者在东亚文明的共犯关系。清王朝通过条约制度重新获得了财源从而实现了合法性转换，西方文明也利用中国的专制王权实现了吸允中国财富的商业目的。近代中国革命所要打倒的条约制度在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运动中又以合法的形式得以复活。

　　所谓的“开发区”是靠政府警力维持的“租界”，沿海城市的重要地区几乎都成了国际资本的“开发区”，开发区是城市化的原动力，城市化吸纳民工，开发区通过民工制造廉价的商品，政府通过对城市的管理掌控税源。环城高架公路连接开发区与城市，市民在高架公路与地面道路上排出的废气中生活。城市成了废气与噪音的地狱。十九世纪“租界”还是西方商业文明的产物，而“开发区”则是二十世纪石油文明的产物，与清王朝的故技一样，中国现政权因实行对外开放从而获得了财源并实现了合法性转换，但无法处理石油文明所带来的巨大污染。焚烧塑料垃圾所产生的致癌气体已越过太平洋飘到了美国东海岸。杭州北郊有钢厂、电厂与炼油厂，儿童三四岁就会出现肿瘤或皮肤癌。一个靠农民起家的政权在国际资本的压力下正在靠农民发展城市化建设，要与西方文明一争高下。这个竞争连锁也是从东京、台湾、东南亚反射到中国的。

　　随着城市的扩大，原先在城郊的工厂与工厂的烟囱就接近市中心了。城乡间的都鄙意识是一种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使城市越来越封闭，近郊农村成了垃圾厂、工厂区。在半山脚下建立的杭州钢铁厂烟囱越来越多，而本来是海涂飞地的下沙成了浙江面积最大的开发区与高教园区。这样的布局都是政府行为强行实施的，学生毕业出来马上可以进入开发区工作，没有人想到开发区如果真的开发出来，大学生就不能在新鲜的空气中生活了。为什麽不能把钢厂迁到下沙，把高教园区放在美丽的半山脚下呢？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开始巡视东部，路经湘江，因大风作浪，就命令囚人砍去湘江边山上的三千棵树，这不是疯狂，是权力的自我证明。世界权力到达尽头就会转向对自然权的剥夺。如今，中国人世界权力的尽头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城市化指标会影响政府的威信，这是现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结症之所在。浙江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但又是环境的重灾区。两者成反比。

　　这一年我受日本近代哲学史家卞崇道先生之托，给浙江树人大学日语专业兼课，在日本概论的课程中，我给学生讲了七次“日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有时我感到针落在地上也能听到回声般的安静。有学生问我，文化摩擦是指中国与西方的摩擦，还是指中国与日本的摩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日本是东亚与西方两大文明接触的前沿，全球地方化——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的概念就出自现代日本的历史经验。我在东京大学的博士课程导师平野健一郎先生认为不同文化的接触与变化——文化触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创造的过程，全球化论者把日本看作是全球化进程的价值发信地。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以数十陪的规模重新在经历日本在近代五百年间已经经历过的受容西方文明的过程，在这点上，日本是东亚文明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这一经验使日本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法的源头。韦政通先生指出过，中国的大一统从来只是武力上的大一统，但是东亚文明整体所走过的是一条在受容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文化大一统之路。

　　中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于接受这个事实，总以为自己是老大，像林毅夫这样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立足于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以为日本能行的，亚洲周边地区与国家也能行，亚洲其他地方能行的，中国也能行。其实，每个地区或国家都有时空上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整体性，就像中国的历史经验在其他地方不可复制一样，日本的历史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把西方文化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是一个全球文化创造与再生的过程，只有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在日本经验中获得收益，节约进入现代之门的学费。

　　以城市为中心的观念由来以久，出于军事上的安全，统一中国版图的运动从三代就开始了，权力靠暴力获得，暴力以皇帝所在的京城为大本营，京城成了秩序的原点，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同心圆权力结构要靠广大的农村来支撑，外来冲击越强烈，这一同心圆结构反而越强化，这一结构越强化，基地部的牺牲也就越大，而基地部的牺牲超出了极限，结构本身就面临崩溃。只要我们能像日本一样，把外压转化为文化的创造与环境的保护，就会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中国的边界在东部沿海是天然的尽头，越过这个尽头，东海也护育了日本这个东亚的海洋文明，接纳这一给我们带来很多伤害的文明，也是对我们自己安全困境的超越，只要我们不再为军事上的安全所困惑，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比安全问题更重要的环境问题上了。和解不是遗忘战争的罪恶，而是超越我们自己的安全情结，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共生，与不同文化观念的沟通。

　　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我看到东亚走向和解的曙光——千年帝都的北京已开始了节能与环保的工程。